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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昊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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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就业机会的经济复苏  

2009-11-21 10:24: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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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劳工部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失业率已经攀升至10.2%,达26年来最高,超过经济学家预期。而此前美国经济第三季度按年率计算增长3.5%,结束连续4个季度下滑态势,已经出现增长势头。

为何良好经济指数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大量工作岗位?这个问题在媒体上被反复讨论着。经济学的解释是:即使经济在复苏,就业市场好转也要滞后一段时间。但如果不是从宏观经济学,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问题却非如此简单:如今美国失业率的高企在很大程度上更应归结为经济结构和市场权力的失衡。而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使经济数据全面好转,对就业的促进也相当有限。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联系被破坏的年代。

21世纪初新技术革命在市场上的开花结果与金融领域的创新关系巨大。新的融资模式带来高科技产业的炫目增长。金融业与新技术的结盟在短时间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之后,尽管高科技泡沫旋即破灭,但却造就了巨额的积累和空前强大的金融业。在缺乏技术支持的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迫不及待的金融业选择再次与房地产等结盟,创造了新的巨大财富,当然,这个泡沫财富也随着两房的破产而破灭。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的经济繁荣期内,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分配是极不平衡的。更多的劳动者基本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在有百多万人迈入百万富翁行列的同时,数千万劳动者的收入并未明显提高。

即使在2003年前后的经济持续繁荣的时期,美国的失业率也并不低。高增长、低通胀、高失业、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繁荣。而今所谓的“经济危机”时期的低增长、低通胀和高失业,不过是以前繁荣时期的翻版而已。所以,更加接近真实的描述是:是经济的结构和市场权力,而非经济增长的速度,成为高失业率的真正原因。那些处于经济格局的边缘、远离市场权力的行业和劳动者注定要被高速运转的经济车轮锁淘汰,经济危机进而加快了这一进程。在这些行业里,许多就业机会失去了,就可能一去不返。

奥巴马此前在演讲中强调,政府已将美国经济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现在工作重点将从刺激经济增长转向增加就业岗位。但问题是,美国还有进行这种选择的能力吗?有数据显示,在美国,失业的重灾区多是行业链上游的行业,如采矿业、建造业、汽车、家具家电、零售业等,而新增就业机会更多地集中在教育医疗以及政府部门。很明显,原有的经济结构并未因危机而调整,原有的金融等优势产业依然得到最多的帮助和最大的复苏机会,而那些能增加就业但无法轻易扩张资本的制造业等部门却在危机中被以更快的速度挤出了市场,能够提供就业岗位的产业大幅缩减。这种情况当然会对美国的经济复苏形成威胁:萎缩的就业无法成为支撑消费反弹的力量,必然会拖慢经济复苏的脚步。

为帮助失业者度过难关,美国国会本月5日通过法案,使得大约200万领取失业救济的美国人能在原法案年底到期后继续获得14周救济,失业补助金约为每周300美元。在失业率超过8.5%的州,失业者的补助申领可再延长6个星期。但这个消息理应让人们更为心酸,而不是更为鼓舞——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一定技能、愿意努力工作的人群成了被帮助的对象,而不是被需求的对象。极为令人寒心。实际上奥巴马政府的救市举措从一开始便瞄上了增加工作机会这一点,但效果很差。这不是美国政府的责任,而是整个经济结构的走向使然。

振兴实体经济看起来是一个能够让经济增长和就业获得双赢的选择,内生的经济增长能换取就业岗位的实质性增加。奥巴马最近多次强调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无疑是有远见的,但问题是他能不能做得到?目前全球大量资源配置到了消费和金融领域,挤占了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所需的资源。所以直到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技术创新或体制创新,能够既增加就业岗位,又能带来更强劲的经济增长。甚至可以更加悲观的预期:这次危机将强化原来经济结构中的资本、技术和政府优势,而进一步削弱劳工、弱势群体的影响力和资源,强化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并且这种不平衡所造成的危机性后果也越来越难以被金融创新和转嫁外国等举措所化解。高企的失业率其实意味着:普通劳动者在繁荣时期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萧条时期却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要改变这经济发展中的致命毒瘤,不但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

现在是对曾经行之有效的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道路进行整体反思的时候了。新的制度安排要求的是:市场权力必须被重新公平分配;资本游戏的获利必须被限制;制造业和劳工的贡献必须被强调;自由竞争和机会均等必须通过制度性的安排落实;自由竞争和每个市场主体都必须通过政治手段加以保护。至少不能像今天这样:金融的主要目的是赚快钱,而不是为经济和技术进步服务。

其实,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复苏其实走的也正是走美国的道路,所不同的是,美国在世界经济的融资和消费端,中国则在产业链的生产端——已经发生的经济危机表明,这是更脆弱的一端。除此之外,美国可以在民主政治的支持下强化对市场化道路的反思,以及对华尔街的贪婪的限制,而在中国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防火墙。更有甚者,在中国,除了国有、私营、外国资本的疯狂获利之外,政府部门也通过控制金融和介入市场而获利颇丰。所以,在中国,政治权力对经济的不公正介入也必须被加以反对。只有改变目前这种利益集团过度掌控经济政策的局面,之后才谈得上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积极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显然要以政治体制的改革为前提。说到这里,忽然想到: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了一名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此举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然而,在一个经济结构即将走向死结的年代,这个举动显得特别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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