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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群矛盾”缘何产生?  

2008-09-13 10:32:17|  分类: 个人日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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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中国社科院完成我国学界对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冲突是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干群矛盾的日益显化令人担忧。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中的许多调查不过是把已经很明显的问题用数据显示出来而已。不过这种显示的程序却大有学问。本报告是依托于全国520个村/居委会,以入户访问等形式进行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被调查者真实身份可被获知的调查。这样的调查所得到的民意反映当然是会与完全匿名的调查有一些出入。对社会和谐程度的高度肯定(调查显示74.9%的人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非常和谐”和“比较和谐”)也应该有此因素。但即使如此,本次调查还是反映出很多问题和矛盾。如,在“群体冲突”方面有28.26%的人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是最容易出现冲突的社会关系。 
     “干群矛盾”在中国有着最为悠久的历史:以往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实并非我们常说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官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即“官民矛盾”。水浒里那么多好汉被“逼上梁山”,是被谁逼的呢?按小说的描述,绝大多数是被官府逼的。所以我们听说过“官逼民反”,可没听说过“地主逼民反”。当然,古代的“官府”与当代的“干部”还是有很大区别,但有一点类似,就是他们都无法在当时的社会利益冲突中保持中立,而是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利益争夺中去,并成为利益矛盾的焦点。 
      在当代中国,干部这一身份蕴涵着太多尴尬的内容。古代对于干部一词的理解其实就是效忠于某个领袖的班底。如关、张、赵云之于刘备;房、杜之于李世民,这些“干部”“班底”对领袖的效忠超越任何其他的效忠。在现代历史上,干部其实意味着对某个党派的效忠,十二大党章中就说,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当然,今天的党章说的是“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将干部这一身份扩展到所有担任公职位的人,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但是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上,干部这一身份毕竟没有形成超越党派的中立传统,而是习惯于代表某种利益去斗争另外一派的利益。所以这一群人长期陷入利益旋涡中不能自拔就不难理解。至于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干部只对其领导负责的这种“古风”仍然存在,原因也很简单:在干部选拔、任用、考核、晋升体制中仍是领导说了算,一些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不把群众需要真正放在心上,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这些问题的存在应被视为当代干群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 
      这个《报告》把干群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作为最忧虑的重点而提出来,是别有深意的。其实,就社会不满的指向来说,干部、特别是发达地区的政府干部并不一定是当地群众最痛恨的,甚至干群矛盾也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是所有矛盾利益冲突中最突出的。但问题是,干群之间的关系有着一个不可替代的特殊的地方,这使得干群矛盾成为所有矛盾中最重要的社会利益矛盾。 
      就象司法对于争讼人群的重要性一样,政府是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纷争的最后一道防火线。在利益集团冲突演变为不可收拾的暴力冲突之前,惟有政府能够调节这种冲突,化解冲突各方之间的矛盾。但政府能够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公正性、而公正则来自于不属于社会利益集团中的任何一方。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本应超脱于社会利益纷争之外的中立调节者,现在也深陷利益冲突的泥潭不能自拔,这便是当前社会利益结构中最为危险的地方。它意味着,在缺乏强力公正的仲裁者的情况下,社会利益冲突能够被调节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社会和谐将受到最大的威胁。 
      利益冲突的调节者非中立化所产生的“干群矛盾”可分为两种:有些是直接的利益冲突,如征地纠纷,因为地方政府在征地和卖地的过程中有巨额的利益,所以积极地站在开发拆迁的一方,甚至直接出面拆迁,从而引发干群冲突;有些“干群矛盾”则是由于政府不能正确处理社会利益关系所致,如大头娃娃奶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如果没有严厉地处置责任人,而使得类似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政府和相关干部必然不会被人们所谅解,人们也会将愤恨转移到政府和干部身上。 
      在中国的历史上,清官文化和最高统治者的英明并未解决“官民矛盾”;在当代世界,民主也并非能够一劳永逸地遏止腐败——这个世界上腐败和“干群冲突”的民主国家也不少。就香港、新加坡等地区的经验来看,其实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割断干部群体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利益争夺的链条,还干部群体以中立身份,抽离其参与纷争的利益集团身份:如干部工资全部由国家财政支付,财政支付之外的部分严格控制;确立干部的公仆身份——不要代表谁,而是要严守中立,一旦出现偏袒情形,则必须离开干部队伍等。惟其如此,才有望解决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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