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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始谋求制度软权力  

2015-04-17 12:22: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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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41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D)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已达57个,这恐怕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国的最初设想。这波加入潮是由3月中旬英国公开宣布要加入亚投行而引发的连锁反应。在中国欢迎英国的做法、法德意澳等美国传统盟国纷纷跟随英国的脚步申请加入的同时,美国却罕见地表达了对这些传统盟国的不满。因为之前美国明确地劝告过这些国家不要加入亚投行。美国这样做的原因被解读为不愿看到中国崛起。但事实上的原因要复杂得多。中国经济的外溢在过去几十年里对世界经济秩序和制度造成了持续性的冲击,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甚至中国自己都尚未能准确地解读这种冲击的内涵。

中国经济外溢与软权力增长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外溢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品外溢,来自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在短时间内就迅速占领了世界市场。但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制造业只是为沃尔玛等国外跨国企业打工和代工。在这个阶段,西方跨国公司掌握者绝对主导权,中国制造的价格偏低就是由于销售端的跨国企业掌握产品定价权导致的。此外,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量数字非常好看,但相当部分的对外贸易量其实是发生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之间,真正的受益者不言而喻。

第二阶段是企业外溢,即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的步伐不断加快、走得也越来越远,从周边国家如缅甸、泰国,到南亚的斯里兰卡、非洲的利比亚、拉美的墨西哥,国有大型企业不断开设工厂、建设道路、挖掘港口,规模虽大,但缺乏统一规划和战略部署,容易被所在国企业和跨国企业狙击,中国公司收购澳大利亚铁矿失败、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失败、中建在利比亚损失巨大,都是明证。

第三阶段则是国家经济外溢,即政府开始走出去为建立和改善国际经济制度而主动发力,包括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可被认为是中国政府试图塑造国际经济制度“新常态”的战略举措。在这一阶段,主导权回到了中国政府手中,并试图凭借经济实力而谋求世界经济秩序和制度的改变。

应该说,这三个阶段是逐步递进的,在制造业产品占领世界市场、企业分散投资遍地开花的情况下,制度性的经济外溢已属水到渠成之势,是外力所难以阻遏的。也正是因为看清了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制度的改版是大势所趋,英国、法国、韩国等美国的铁杆盟友才积极要求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也正是为此,所谓亚投行风波实际上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亚投行本身对于世界各国经济上的机遇;二是美国大批盟国的加入对中国软权力的提升。媒体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实际上亚投行在2年前即开始酝酿设立,迄今已经有近30个成员国表态加入,但直到美国的盟友英国在美国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仍然递交加入申请时,才成为世界瞩目的事件。所以,在亚投行事件上无论是支持的声音还是反对的声音,其实针对的并不是这1000多亿美元的金融盘子,而是中国明显开始在国际上主动谋求制度软权力的做法。

制度软权力是柄“双刃剑”

软权力可分为三种类型:文化软权力、价值软权力和制度软权力。其中所谓制度软权力,即通过建立国际制度获得软权力,历史上法国、英国、美国在经济强盛时都这样做过,并不特别。二战后的世界银行实际上是美国获得制度软权力、扩大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手段。而中国迄今为止争取软权力的一系列做法,无论是一带一路经济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是在效仿美国。

不过,通过建设国际制度而获得软权力的做法实际上是柄“双刃剑”。美国在二战后通过世界银行、IMFWTO等建设国际制度时,一度卓有成效。但在这些制度成功地催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成为世界经济制度时,美国却遇到了未曾设想过的悖论:以自由主义价值为核心,美国试图建立的世界经济制度是自由、开放、互利、以企业而非国家为主导的。而当这些目标几乎都已经实现、全球化经济制度基本建成的时候,美国却发现自己并不能成为经济秩序的主导。原因很简单——这个自由主义为核心理念的世界经济秩序本身就是去中心化的。

这就不难理解,在全球化突然加速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跨国公司业务不断增长、利润不断翻番、富翁人数越来越多的同时,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力、国家软权力却是在不断下降的。企业的成长和市场的扩展不但并未带来国家软权力的同步增长,甚至美国自己还受到金融企业投机失败所带来的金融危机的影响,78年的时间内都在苦苦挣扎。而其他国家却在美国所创设的经济秩序下趁势崛起。虽然美国愤愤不平地认为他们是“搭便车者”,并要求这些国家负上相应的国际经济责任。但当中国真的开始建设对于亚洲经济有重要意义的亚投行时,美国又开始感受到其软权力受到了威胁从而加以反对。

这种矛盾的态度实际上暗示着:美国国家利益的认定,在自由主义世界经济秩序自身的逻辑和地缘政治逻辑的矛盾之间被撕裂了。在美国自己所创立的制度下,其所获得的制度软权力仅仅是使自己成为制度的受益者,却非制度的主宰者,也不能限制其他竞争者的出现。而在一个开放的秩序中,竞争者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没有亚投行,也会有其他经济体挑战世行或美国的地位。所以,与其说美国面对的是中国的软权力竞争,不如说美国创造出了一个它自己无法掌控、也没有国家能够掌控的世界经济秩序。究竟是强化国际制度同时也强化自己的竞争对手,还是破坏这制度同时也破坏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构建制度软权力面临的最大悖论。

需要警惕的不是美国,而是亚投行本身的风险

在中国以美国的方式创设新的国际金融组织的情况下,英、法、德等美国盟友选择加入亚投行,对世界经济秩序和中美关系究竟有怎样的影响?答案是,除了略微伤及美国的面子外,几乎没有影响。因为美国在二战后倡导建立的这个制度本来就是开放的,竞争者的出现是迟早的事情。中国是制度的参与者和竞争者,而不是挑战者。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和制度也不会因此发生结构性变化。所以,对于中国的制度软权力设计来说,最需要警惕的不是美国,因为美国不会破坏自己创设、自己获益的国际制度,反而是亚投行在带来机遇的同时所可能产生的危险。

关于这个问题,我和乔治 梅森大学的教授希尔顿 鲁特曾有过一次谈话。因为鲁特教授曾经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都做过相当长时间的高级顾问,所以当我问他关于筹建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问题时,他很自然地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DB)的投资经验做对比。有分析称中国是因为世行和亚行都无法满足中国的需求,所以才另设亚投行。但这些分析并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世行和亚行缺乏影响力呢?究竟问题出在哪?鲁特教授在世行和亚行工作时接触过很多中国的官员,并且他还有不少学生目前仍在世行工作。他最深刻的印象是:在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工作的中国官员普遍把自己还是看作是本国政府派出人员,而非国际组织的官员,很多都是想干了几年就回国担任国内的官职,缺乏国际主义的思路。像亚洲开发银行,目前的总裁是日本人,而高级职员多是印度人。中国人的能力并不必印度人差,但态度上却保守得多,谨小慎微,不求有功,这实际上削弱了其专业能力和在国际组织中的真正作为。当然,这只是技术和人事层面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仍在世界经济结构上。

传统的世界三大经济体对国际金融组织的态度各有不同:美国关心长远政策和制度建设、欧洲国家关注即时性的投资回报,而日本则关注在组织中的份额和发言权。所以鲁特教授认为亚洲开发银行(ADB)最大的问题是其独立性,即日本政府在其中干预太多,除了每届总裁都必须是日本人外,对亚行的投资策略、投资方向也多有干预,结果亚行的投资效率是最低的。相比之下,世界银行的运作效果要好得多,这是因为虽然美国是最大的出资国,但并不干预世行的运作,世行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既然中国极力想要开发自己的银行,那么所面临的潜在危险就和日本一样,即通过过多的政府干预而将亚投行(AIID)官僚化。中国必须避免犯和日本同样的错误。

很多美国的学者都认为,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考虑,中国更优的策略不是新设一个前景不明的银行,而是扩大在世行的份额,而美国是不可能反对这一提议的。不过,中国试图创设自己的国际投资银行,对周边国家“一带一路”的经济规划进行推动,明显是政治方面扩大软权力的考量重于经济方面的考量。当然,制度软权力的实现,仍然要建立在亚投行有效运作、投资回报良好的前提下。

目前看来,亚投行的管理制度、融资模式和投资策略现在均未成型。从管理制度来看,除中国要避免日本式的官僚化管理模式外,对于亚投行的标准和规则,各创始成员国的期望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美国所质疑的也正是这一点。而此前中国试图组建金砖银行失败就是因为创始成员国之间的扯皮。同时,法德等国作为大型制造业设备的输出国,对亚投行可能应用大型设备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景期待颇大。这也是欧洲国家试图加入并成为创始成员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亚投行作为多边商业银行需要追求商业利润,这一点也正中欧洲国家的下怀。但欧洲国家追求商业利润和中国追求制度建设之间的思路也不能不存在差异。

在更重要的投资策略方面,考察亚投行的目标国家,前景也并不乐观。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这样的国家,政治上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经常让投资者血本无归。以巴基斯坦为例,美国在巴的援助性投资开始得比中国早,规模也比中国大得多,但基本上算了打了水漂,以至于美国现在已经全面收缩对于巴基斯坦的援助。缅甸的水电站项目本来由中国承建,但在政治变局之后就突然中断。至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俄罗斯曾在此有大规模投资,但基本上谈不上什么投资回报。这些世界银行过去十几年来力图避免介入的风险国家,都将是未来亚投行的目标国。所以,中国在为自己终于可以掌握国际金融组织的软权力而欣喜的同时,必须考虑可能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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