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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昊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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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五四”,我们的大学  

2015-05-04 17:37: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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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95周年即将到来,各种对于“五四”的纪念活动也悄然开始。和所有历史上的政治符号一样,“五四”经常被不同的人拿来做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解读,这些解读往往混淆不清。我对其解读的角度很简单——撇开政治意义上的分歧,“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大学运动,而不仅仅是大学生的运动。这是因为,“五四”本身就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是由蔡元培、胡适、钱玄同、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大学教师推动的;另一个是反帝爱国运动,主力军则是他们的学生。

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往的认知多采取李泽厚的说法——反帝爱国运动压倒了新文化运动——即“救亡”压倒了“启蒙”。但若究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问题恐怕没那么单纯。1919年的“五四运动”无疑是学生在唱主角:爱国口号的提出、罢课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都是学生冲在前面。那一代青年学生虽然不乏过激行为,毕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们的爱国激情和实现社会理想的行动能力,部分学生领袖如傅斯年、张国焘等,以后更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人物。但究“五四”之力量来源,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作为学识见识均极有限的年轻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师长及由这些师长们所塑造出的近现代中国大学精神,使他们成为如此之人物,并做出如此之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更像是一种师生互动的产物——老师以独立精神和入世情怀塑造了学生的价值信念,而学生则以其青年激情和直接行动影响着老师的行为选择。两者共同建构了现代中国的若干重要精神价值。

新文化运动强调人的自由和解放,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教师和学生的成长,赋予了他们关于人、社会和国家的一系列信念。即使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大学仍在追求科学、民主、立人的使命,其承担者主要是作为思考者和批判者的学院知识分子和启蒙精英。“大学者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的说法也被社会广泛认可。胡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后来如雷贯耳的名字,当时都在大学任教,他们关心人的主体性和精神自由,注重通过国民精神的批判和启蒙话语的介绍来促进人的解放和人的实现,也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提倡者。而大学便成为新旧言论交锋和刺激新思维的舞台,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表,他们的人本观念和政治勇气深刻地影响到他们的学生。

反帝爱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之一,但也受益于其他文化和历史资源。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可被视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的传承;与此同时,把大学精神灌注于全社会,成为更多阶层分享的精神财富,并指引他们的现实选择,一直以来也是西方传统大学的使命之一。在这两种传统的共同作用下,作为当时的知识阶层,学生群体选择了在国家危难关头挺身而出,走上街头成为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此种爱国救亡、积极参与政治的精神一直传承下来,直到多年以后的“129救亡运动”、西南联大“反内战”运动等,都直接传承于“五四精神”。

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来自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本观念”和来自于反帝爱国运动的“积极入世”这两种精神犹有传人。那时的大学学术环境氛围还比较宽松,关于人的解放、学术自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仍能广泛传播,学术圈还保持着基本的尊严,大学者以其德其才仍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而大学生们“反官倒、反腐败”的政治诉求也日益强烈,很多人亲身参与到改造社会的政治斗争实践中去。这两种精神交互辉映下,学者和学生更多地为了理想主义而非为了现实的饭碗而参与政治,造就了一代民族脊梁。当代中国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与来自大学的社会运动有关。

但在今天,商业利益驱动和政治权力对大学的改造,使得大学面目全非。特别是后者,让大学里的主角渐渐从“大师”蜕变为“大领导”,而学术研究的方向和教课的内容,也受到政治话语体系的过度干扰而扭曲变形。商业权力和政治权力对于大学的改造,导致上述两种大学精神都付之阙如,以大学为主体的社会运动更难期待。当然,作为精神启蒙和能量启动者的知识精英本身,要为大学生的萎靡不振负上更大的责任——先是知识精英的无力化和保守化,才使得普通学生也无法焕发出前辈的激情。

不过,“五四”运动所能够提醒我们的是:这个古老的民族其实拥有永难改变的青年特质。1919193119351941197119752014——所谓社会运动发生的原理其实相当简单——当理想主义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被真切感知时,最难容忍、最难妥协的便是青年。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相对来说更有理想和道德精神的色彩,并对不合理的现实较易采取激烈决绝的态度。中华民族的这种“青年基因”已经被“五四运动”证明其确实存在——那一代的青年不但改变了历史进程,甚至改变了他们的老师。

类似的情境在1971年台湾保钓运动中重现:本来老师们在尽力劝阻他们的学生参加街头运动。但是当台湾大学的楼上挂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标语时,原来反对他们冲动行为的校长老师也都沉默、甚至转为支持。因为这一口号正是他们年轻时参加“五四运动”的口号!原来青年是不死的,他们只是流传到了新的世代。

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改革陷入僵局、利益分层固化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一个摆脱商业权力和政治权力控制的青年群体成为僵局的打破者——在一个剧烈转型的社会,青年不做时代的先锋,便只能被时代所废弃。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人类的精神高度都不仅仅取决于知识水平,更取决于信念。只有当青年的精神信念与入世激情在行动中恢复,时代变化发展的动力才会再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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